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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人皆知“零團費”旅游，存在種種強制購物的風險，不能貪一時便宜，付出更高昂的代價。然而，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，各地政府正陷入到這一旋渦中，不斷涌現出的超低中標價格，正在為質量和可靠性留下隱患。
兩會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陳麗芬對此表示高度關注，她表示，正在準備提交一份“關于規范《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》的建議”，希望藉此引起各級政府和招標方的重視。
對企業和政府的雙重傷害
低價競標給甲乙雙方均帶來深層傷害，更對行業造成不良影響。
兩會召開前不久，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宣布，將提交《關于遏止環保行業惡性競爭的提案》，這份提案揭露了低價競標的黑幕，如“企業報價低于項目成本價格，地方政府存在低價中標導向，個別企業不計后果、競相降價跑馬圈地。環境商會同時發出倡議，“呼吁環保企業守住底線，拒絕惡性競爭。同時，建議住建部、發改委、環保部出手予以遏止”。
據了解，2015年以來，我國市政污水及垃圾處理領域出現了惡性低價競爭的趨勢。從2015年6月新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報出48元/噸開始， 8月蚌埠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報出26.8元/噸，10月高郵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報出26.5元/噸，12月浙江紹興項目以18元/噸的報價再度刷新了行業底線。數月內，中標最低價從48元/噸驟降至18元/噸，降幅達62%。
而這種趨勢不僅僅停留在水務等公共基礎建設等領域，在其他行業同樣出現了這種傾向。
今年兩會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、江蘇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麗芬向記者表示她非常關注此現象，正在準備提交一份“關于規范《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》的建議”。
據了解，最低價中標辦法會導致投標人惡性價格競爭，促使一些投標人為了中標，不惜低于成本報價，中標后則采取偷工減料等手段完成項目生產施工任務。
“低價競標，有可能會出現低質的現象，政府需要及時給予關注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向記者表示，“這個問題又很敏感。”
據了解，2013年通威太陽能（合肥）有限公司正式投產，作為全球太陽能電池片項目單體規模最大企業的當家人，劉漢元對經濟下行中的“寒冬”感覺分外明顯。
但是2015年一項新的政策影響著光伏發電行業，光伏電站采取競標模式建設，這讓劉漢元感到非常頭痛。
“這個問題很難，我們也提不出很好的機制。”劉漢元解釋其中的原因，“因為一說到競價，大家就把價格弄得很低，頭破血流去競標，你不尊重這個規則是不對的，你尊重這個規則，這個規則又害了供應鏈上的企業和利益相關方。”
而不搞競價模式，建設光伏電站又非常困難。“不搞競價，又要天天到市場上跑批文和路條，所以真的很難。”
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兩種方法協同，即在開放的環境下應用，然后，適當地競爭。”劉漢元表示。
惡性競價存巨大風險
建議指出，低價競標往往會在建設過程及后期給多方帶來不良影響。
對政府而言，獲得一個較低的價格是否能夠保障自身的利益呢？
“低價競標，有可能會出現低質的現象，政府需要及時給予關注。”劉漢元向記者表示，“所以需要有一個改進的過程。”
記者獲得的“關于規范《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》的建議”中指出，對于生產制造和施工行業，最低價中標辦法的錯誤使用也會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。由于價格惡意競爭，投標人在正常報價的情況下無法中標，使一些大型規范企業喪失交易機會，或者低價中標后無利可圖，只得大幅削減技術裝備和產品研發方面的資金投入，致使企業缺乏發展后勁，無法提高自身創新能力。用工方面，為了壓縮成本，企業將降低用人標準，減少員工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入，影響員工素質的提高，最終使企業發展停滯，所在行業陷入惡性競爭、市場秩序癌變且無法自拔的泥潭，經濟和社會發展也不可持續。
而這一惡果已經逐漸顯現。
有報道指出，安徽省的兩會上，就有代表提出，“目前省內的政府采購項目多采用 最低價中標 方式進行招標，雖然財政資金的最大化利用上比較有利，但其弊端也異常突出，很多投標人進行惡意價格競爭，中標企業質量、服務水平低下，最終損壞甲方利益。”
需要法律層面規范
除改進具體辦法外，還應建立健全價格體系、誠信體系。
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偉向記者表示，實際上最低價中標是貌似善舉的惡行。他同時撰文指出，“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之中，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所謂最低價中標機制。我遇到不少企業家對此深惡痛絕、不少企業因此陷入困境。”
他表示，不考慮后續的履約和售后，那么最低價中標就足以導致市場秩序癌變。“一是招投標的異化，量身定制的招標、你來我往的陪標逐漸流行；二是最低價中標者在履約時花樣百出，有的在履約中拖沓，突然停止，甚至占場不撤，要求追加預算；三是最缺乏底線的中標者可能公然提供難以達標的設備、商品或服務，當甲方表達不滿時，中標方往往直截了當地回復說，如此低價，只能如此低質。”
我國《招標投標法》規定“中標人的投標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招標文件中規定的各項綜合評價標準；能夠滿足招標文件的實質性要求，并且經評審的投標價格最低；但是投標價格低于成本的除外。”另外，我國《評標委員會和評標方法暫行規定》規定：“評標方法包括經評審的最低投標價法、綜合評估法或者法律、行政法規允許的其他評標方法。”因此，我國現階段采用的評標方法主要分為兩類：綜合評估法和經評審的最低投標價法。
然而，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沒有明確“經評審的最低投標價法”的適用范圍和前提條件，也沒有界定“投標價格低于成本”的具體情形和標準。
因此，“關于規范《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》的建議”中明確提出：“取消產品招標采用 經評審的最低投標價法 ，建議采用 經評審的平均投標價法 ；其中對具有技術和品牌含量的產品招標評分占比不低于30%，可以高于平均投標價中標；完善和細化相關規范性文件的條款設置。”
此外，“要形成行業成本價格體系，防范惡意低價投標。對于惡意低價投標較為明顯的行業，根據目前市場整體行情，結合相關的政府文件及有關專家的經驗，由政府或行業組織制定招標成本指導價，嚴格規定投標報價應去掉最低價和最高價后，還低于平均投標價一定比例的，視為低于成本價，以此作為整個招標項目的價格評審依據。”
陳麗芬認為，現在最低價競標表面上保護了招標方的利益，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優質優價，沒有維護創新。
這份“建議”提出，“建立誠信體系，健全失信懲罰機制。當前，由于供求關系失衡，投標人產能嚴重過剩，在招標過程中，應當要嚴把市場準入關，健全市場清出機制，對于有掛靠投標、非法轉包、違法分包和串通投標、虛假投標等行為的投標人，以及對于發生過嚴重質量、安全事故和嚴重投標失信、履約失信、行賄受賄行為的投標人，以及違法違規的檢測機構和人員，要依法作出嚴肅處理，限制進入招標投標市場和監管領域，同時建議對那些資質好、講信譽的誠信單位應給予優先支持，從而促使行業良性發展，社會健康發展，實現偉大中國夢。”
